2006年年底，陈女士的丈夫驾驶POLO车沿延安高架西向东驶至中春路时发生追尾事故，夹在两车之间的POLO车头尾受重创。公安机关认定其中追尾的一辆大客车负事故全责。当时经公安机关主持调解，事故三方达成协议，约定由大客车所属单位某汽车出租公司赔偿陈女士车辆修理费。而后，陈女士经二手市场对修理后的POLO车进行了评估，认定该车辆贬值40500元。陈女士遂将大客车所属公司告上法庭，要求其赔偿车辆维修费11838.3元，加上上述贬值损失、以及交通费、律师费等共计5.7万余元，并要求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额范围内承担责任。

    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陈女士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财产损失，由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在约定范围内予以赔偿，故判决保险公司赔付车辆维修费、交通费1.2万余元，某汽车出租公司赔偿律师费1500元。同时，法院认为受损车辆经专业维修已恢复原状和原有的使用功能，故对于陈女士赔偿贬值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

    陈女士不服原判，上诉称车辆经过大修后与原车性能不可能无异，实际未恢复原状，故坚持要求获得车辆贬值损失的赔偿。

    上海一中院认为，此案当事人在公安机关主持下，已就交通事故所产生的赔偿事宜达成一致解决意见，形成调解协议，在无重大误解、显失公平等协议存在法定效力瑕疵的情形下，协议合法有效，各方均应恪守。陈女士在此之外诉求贬值损失，对其原意愿作一推翻，有违诚信。

    关于车辆贬值损失，法院认为，法律上之回复原状，其内涵为回复应有状况，而非绝对的原有状况，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损害事故曾经发生、赔偿权利人曾蒙受损害之事实化为不存在。陈女士的POLO车经修理回复原来的形状、颜色与性能，此为使用价值上得以回复。但依情理可知，汽车市场对于有过事故、经过修理车辆之性能、安全性多存疑虑，估价较无事故车低，故修理后车辆的交换价值存在潜在的贬值风险，是为必然。然而，因商业价值差额只在出卖汽车的情况下才会发生，故该差额之赔偿必以汽车出卖为条件，车辆若不出卖仍保留自用，则无贬值损失可言。就本案而言，因不存在车辆原已出卖或正议价出卖，抑或有出卖之意图的事实，故陈女士就贬值主张赔偿，缺乏事实依据。

    据此，上海一中院二审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